东航山东青岛飞行部顺利完成烟台蓬莱机场转场

无论第一共和——中华民国，还是第二共和——中华人民共和国，都要在国号中冠以中华两字，这正是要在世界民族国家体系中宣称，这个国家乃中华民族之国家，而非法兰西、德意志、英吉利民族之国家，国家独立、民族解放其意基本在此。

仿美利坚民族底规模，将汉族改为中华民族，组成一个完全底民族国家。[6]颇为吊诡的是，华夷之辩或夷夏之防得以阐述的观念框架却是天下观和大一统，而非类似民族主义的概念范畴，颇有世界主义的味道。

1902年梁启超在《论中国学术思想演变之大势》一文中，最先使用了中华民族一词：齐，海国也。文中写道：‘昔以色列民族如行陆路渡约耳但河也。[46]尤其是清朝，到乾隆年间，中央已经委派官员到所有地方，标志着统一的多民族国家的确立。陈先生的研究注意到了国家统一在中华民族形成中的推动作用，但并没有注意到自由且平等的公民身份对中华民族形成的重要促进作用。[64]我们来看看哈贝马斯怎么说：迄今为止世界历史只给兴起而又衰落的帝国以一次登场机会。

[49]但今天这种爱国主义开始受到国民主义和多元文化主义的挑战，爱国主义要继续维护其正当性，必须能够回应国民主义和多元文化主义提出的问题。[3] 李国祁先生认为：近代我国民族思想约有两种不同的来源，一是接受西方观念的，一是本国的，来自传统。2、要正确认识现代社会管理的角色定位、相互关系和特有功能。

否则，改革创新变了味，偏离了正确方向，民众反映强烈，政府形象受损，社会组织自毁。一年后的2007年10月15日，胡锦涛总书记在中国共产党第十七次全国代表大会的报告中，再次把加快行政管理体制改革，建设服务型政府作为发展社会主义民主政治的重要内涵和任务予以强调。2004年2月，温家宝总理在中央党校省部级领导干部树立和落实科学发展观专题研究班结业式上，正式提出建设服务型政府的要求。（七）要树立辩证唯物主义、历史唯物主义的法治发展观现在人们都在思考和提问：我国用10年或者更长的时间，能够实现建设法治政府的目标吗?能够建立起法治国家吗?这犹如能否不依靠粘附、靠壁等外力帮助而在平整的桌面上将鸡蛋完好地竖立起来的问题一样，应在科学分析的基础上作出回答，否则极易犯主观、片面、简单化和缺乏信心的毛病。

（五）要树立政府诚信、社会诚信、官民互信的观念政府应是最讲诚信的组织机构，政府机关的行为应有连续性和可预期性，不能朝秦暮楚、随意改变。2、随着经济和政治体制改革的深入推进和社会管理改革的逐步推行，我国的公共管理模式，正由传统的政府一元行政管理结构，逐步转向社会多元公共治理结构。

因此，社会管理创新与行政管理创新、企业管理创新是密切联系、相互影响的，由此形成的新型社会管理方式具有动员、整合、调整、协调等多种社会功能。具体就是：各级党委和政府要把加强社会管理作为深入贯彻落实科学发展观，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的重要任务，纳入经济社会发展规划，加快构建党委领导、政府负责、社会协同、公众参与的社会管理新格局，积极探索符合中国国情、具有中国特色的社会管理之路。具有不同的法治观念，对于客观事物会有不同的认识，会有不同的法制实践效果。[4] 这里所说的柔性行政管理方式包括:行政指导，行政合同，行政资助(扶助、补助)，政府采购，行政经营，公共设施建设(开发)与提供服务，以及在狭义行政指导范畴之外的非拘束性行政计划和规划。

方法创新传统上，人们把社会管理仅仅视为与政府的经济管理职能、政治管理职能、文化管理职能并列的一种行政职能。互联网的兴起、新兴媒体的壮大，为有害信息的传播和不良舆论导向提供了可能的平台，而必要的法律规范和机制尚未相应跟进。特别是要认真研究和充分利用法律手段，强化电信运营企业、用户等各方的法律责任和社会责任，依法保证互联网健康有序发展。一些特殊人群得不到有效帮教管理，可能成为打砸抢烧违法犯罪事件的急先锋。

在宪法、法律、行政法规、地方性法规、规章等各种层次法律规范构成的我国现行法律体系中，宪法居于最高地位，下位的其他一切狭义或广义的法律规范都不得与宪法相抵触，抵触则无效青年学者杜蘅（网名）在其个人博客上贴出它没有国家的评论文章。

20] 参见阿克曼：《我们人民：宪法的根基》，孙力等译，法律出版社2004年版。三、中国法治的理性展望 本文的重心是对中国法治进行典型性的现象解释，但在此基础上也有必要对中国法治进行理性的展望。

这就需要在概念上重新解释革命、改革与宪政，超越日常政治/非常政治的简单二分法，将改革对应于转型宪政，将后者置于成文宪法前提下和日常政治过程中，主要以民主为核心价值展开丰富的政治法律制度建构并注意吸纳社会的宪法创造力。从政治意识来看，在党的领导、人大至上和行政主导的多重约束下，中国司法在公法领域的进展迟缓，民告官的现代法治理念艰难前行。值得指出的是，美国宪法学兴起的政治宪政主义在本质上不同于施米特关于制宪权的政治宪政主义，尽管出现过诸如内战之类的巨大政治分裂与重组，但一切变革基本遵循既定的宪法程序，没有发生制宪行为，故相应的宪法变革仍然属于宪法实施的总体范畴，可归属于日常政治的宪法进步。高教授反对英国宪法学界关于日常政治中两种宪政主义的分类法，认为那只是一种庸俗的散文（黑格尔语）的理论做法，他自己将政治宪政主义的核心放置于制宪权之上，同时以如何构成对制宪权的法治主义制约为主题，并援引洛克的政治哲学理论作为政治宪政主义的正统。《我们人民：宪法变革的原动力》，孙文恺译，法律出版社2003年版。高教授的回应文章对我有很大的理论启发：一是启发我思考在革命与宪政之间是否存在一种中间性质的、相对稳定独立的，可归属于改革规范学的政治宪政主义，由此产生了面向转型宪政的政治宪政主义的理论建构的兴趣。

当然，目前的制度创新尚不完善，主要忧虑有四：第一，体制内的权力合作机制还不成熟，难以全面普遍地支撑白皮书的对话诉求。他还认为，基本权利本质上也是一种政治主张而非自然权利，需要在政治过程而非司法过程中确证、保护和发展。

我们对此制度创新及其法治意义抱持一种乐观的期待。二是政治宪政主义需要程序上的正式化，并与普通法律程序之间做好规范性对接，如信访程序、政治问责程序、法规备案审查程序、党与国家决策过程的公众参与程序等等。

2、中国宪法学界对政治宪政主义的引入与评论 中英的差异有时反而不如中美的差异大。和谐司法并非现代产物，其具有深厚的中国传统司法文化根基。

这一点参照罢工权问题以及更加一般化的人权问题就可理解。重要的不是无休止地延长和重申权利的清单，而是在既定法律权利之下发展丰富的权利行使和保护方式，这一发展不能局限于甚至不能主要依赖西方经验里普通法想象之下的司法能力，而应重视政治社会过程中的民主机制。公法领域还欠缺缺最重要的《行政程序法》以及《行政强制法》、《信息公开法》、《阳光政府法》等，没有这些法律，现代公法体系不可谓完备。但是将法学史学化就一定能够解决问题吗？在历史事实与规范价值之间，作为中介的历史实践应该具备怎样的地位？这些问题都值得研习制度之学的我辈深思。

学习陈燕萍精神，就是要学习其积极探索人民司法常态经验的精神，通过法律职业技能的成熟和社会工作方法的创新将法律的人文关怀与秩序理性注入入每一个案件所根植的社会关系之中，通过具体社会关系的良性修复促进和谐社会的整体建构。政治与法治之间的关系，在常态国家语境中，是一种此消彼长的竞争性关系。

这是2010年的既定目标，以《侵权责任法》收官。法院的调解并非不具有国家权力色彩的社会自主调解，它仍然是国家权力程序的一种，需要以法律为准绳，需要法官同时作为调解的程序主持人和案件所涉公共利益的看护人，通过合法性控制达到维护公共利益、维护当事人的法定权益以及制约法官腐败的多重目的。

本文即拟从现象解释与理性展望的视角检讨中国法治。【摘要】中国法治是中国现代国家构建和公民培养的复合任务框架的重要构成。

中国法治在现象上主要体现为五大方面，即寄生性、工具性、实证性、立法/执法的脱节以及人民司法的重构，各有成因，或者是思想性的，或者是制度性的，同时这五个方面之间也存在内在的逻辑联系，司法重建很大程度上就是前四个方面矛盾发展的产物。以孙志刚案和唐福珍案为代表的行政变法模式成为专家、大众与政府三方互动的、具有制度审查意义的政治宪政主义实践。陈胜、吴广起义背景），民众趋利避害而无信仰。政治宪政主义作为中国宪政转型的解释模式和建构模式的逐步成熟。

LSE的Griffith教授在1978年的关于政治宪政主义的演讲可以算作英国宪法学界关于政治宪政主义/法律宪政主义之争的开始。总之，行政审判白皮书的主要意义在于建构一种法治理性的权力间对话机制。

18] 参见翟小波：违宪审查的前提：一个思想史的考察，北京大学法学院2002届硕士学位论文。注重释法析理包含了法律解释上的法律规范和社会情理的交融性要求，以及法官作为政治和民意中介的规范化要求。

这是中西法律文化的差异。这样一种法治理念在官方和民间出现了尖锐的意见冲突，也引发了法学界的局部分裂，如苏力关于社会主义法治理念的讲座稿 [8]以及龚刃韧针对性的系统批判 [9]。